北宋时期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

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，是名人辈出。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。其中，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苏轼、欧阳修等人，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，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。在绘画、书法艺术上，当首推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，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。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。

科技文化登峰造极

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。一方面，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，但军事实力不强，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。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，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。由于北宋在军事上“积弱”，在经济上“积贫”，被历史学家视为“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”。

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、文化最昌盛、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。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，历史学家黄仁宇说：“火药之发明，火焰器之使用，航海用之指南针，天文时钟，鼓风炉，水力纺织机，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，都于宋代出现。在11、12世纪内，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。”

同时，北宋的文学艺术也登峰造极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：“华夏民族的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，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。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，诗词、书法、绘画无所不通，有的还是艺术大家；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，出口成章，著述丰富；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，举止有礼。在“唐宋八大家”里，北宋就占了六位，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，北宋还开创了理学，在哲学领域出现了“北宋五子”。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，是文化人的天堂，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：“如果让我选择，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。”

宋文坛盛极一时

北宋文坛群星荟萃，明代学者宋濂称：“自秦以下，文莫盛于宋。”在‘唐宋八大家’中，只有韩愈、柳宗元为唐人，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。”六人中除“三苏”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外，还有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。

北宋是一个诗的国度，更是一个词的国度。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，其内容之广泛，体裁之多样，艺术之精湛，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，它和唐诗并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。

词源于民间，始于唐，兴于五代，盛于两宋，而北宋词人众多，佳篇迭出，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。北宋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，北宋皇帝个个爱词，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词人，北宋民间写词成风，人际交往已经到了无词不欢的程度。

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、欧阳修、张先、晏几道、范仲淹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黄庭坚、周邦彦、李清照等。

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。书法以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成就最高，被称为“北宋四大家”，另外，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“瘦金书”也别具一格，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。

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、范宽、燕文贵、文同等名家，中后期有苏轼、李公麟、张择端、米芾、米友仁、赵佶（宋徽宗）等人，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。

史学出现经典巨著

北宋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，其代表人物是欧阳修和司马光。

在《二十四史》中，有两部史籍与欧阳修有关，一部是《新唐书》，一部是《新五代史》。《新唐书》由欧阳修主持编写，《新五代史》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。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，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。

《新唐书》最初由宋祁编著，因宋仁宗担心宋祁一人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，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并主持修撰。二百二十五卷的《新唐书》，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。欧阳修作为主持人，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，很少改动他的文稿，并坚持分别具名。《新唐书》体裁完整，既有本纪、列传，又有志和表。《旧唐书》无表，《新唐书》创撰《宰相表》、《宗室世系表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和《方镇表》，不仅补了《旧唐书》之缺，对了解唐朝史书，也颇有帮助。

《新五代史》在编撰方法上仿效《史记》，在写作上仿效春秋笔法，刻意简约文辞，以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，因此删去了不少重要史料。但相对《旧五代史》而言，《新五代史》取材广泛，叙事生动。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，因而更有可读性。自成书后，读者无不称赞欧阳修的文笔好，其中的一些论赞尤为出色，如《伶官传序》、《宧者传序》等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。

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，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“两司马”，他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。编年体史书的特点，是以时间为纲，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。《资治通鉴》共294卷，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迄五代之末（公元959年），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。另有《目录》、《考异》各30卷。该书“详于理乱兴衰”，在取材上“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、恶可为戒者”，写作上文笔“飞动”，使人百读不厌，顾炎武把《资治通鉴》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